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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毕业了，自己开公司，有了点钱，就在外边玩，我很爱他，他找别的女孩我也不在乎，只要他还跟我在一起就行了。再后来他泡上了长沙一个挺有名气的女孩，很漂亮，但人家是被一个挺有势力的男人包的，那个男人知道了，就一直想找个机会收拾他。”

苏娅讲的很慢，面无表情，我觉得自己也清醒了好多。

“他那时因为生意的缘故，经常包车往下边跑，开车的那个司机吸毒，自己的钱全吸没了，就一点一点地把他拖下水，先给他那种烟抽什么的，等他有点瘾了，就经常卖点给他，赚点钱自己也抽。有一次他和那个女孩正在酒店里，就被公安抓起来了，先是说他吸毒，后来又逼他承认嫖娼，其实就是人家在整他。”

“他关在戒毒所的那几个月，我天天去看他，当时赚的几万块钱也全都花在救他上了，后来还好，我和管教的那些干部混的特别熟，都关照他，也没受什么苦。他妈的那些管教也挺有意思的，一次我去办公室，听见一个干部骂另一个∶‘告诉你不要让那些女犯人到田里劳动，你看看，她们走之后，田里的黄瓜都没了。’”

苏娅说着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

“沾上毒这辈子就算完了，”我说∶“后来毒瘾戒掉了吗？”

“戒掉了，他其实才吸了个把月，不是很厉害，”苏娅点了支烟∶“他出来之后，就去了外地，我们也分手了，几年前的事，后来听说他回来过长沙，也没有联络。”

“如果真的戒掉了，那么整他的那个人就不是害他，反而是救了他了，”我客观地说∶“不过听说只要一沾上毒，少难以理解的地方。她不肯把电台交给我们就很荒唐，谁都知道这是最无足轻重的事，你可以挖一个大坑往里面埋上十部发报机，它们都比不上一个有价值的情报员。我们疯狂地要把它找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眩耀罢了，但是它对陈惠芹来说就不是一个眩耀性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我有时会想整件事反过来是否能讲得通，如果陈惠芹去书店并不是去接受指示，而是相反，是去会见她控制的情报员。我现在觉得她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传递文档的联络员而已，有可能她自己就有直接的情报来源，她拼死保护的也许与此有关。

在我们这一边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白左机关是如何地确定了女教师的身分。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我也曾通过宪兵队作过正式的询问，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像样的答复。也许是情报来源过于敏感；也许来源既简单又偶然，根本不值得提起；也许他们就是不想告诉宪兵。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军队最后的态度是把女教师处理掉，了结这个案子？

我可以试着猜测一些原因，但是我永远不会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一方面，它被坚强的年轻姑娘永远地保存在了她残缺破碎的身体里。另一方面，在昭和２０年天皇玉诏发布之后，日方在中国的档案资料应该都已基本毁掉，而那些当事人们恐怕在那之前就开始陆续地阵亡，能活到现在的更是凤毛麟角了。至于这场战争中与我们对应的另一方或数方，这一类的档案从未认真地公开过。

日中建交后我曾经访问过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分所能许可的条件做了一些调查。我在下面列出我记录到的一些名单，这些姓名是真实的。由于我们的和对方的许多原因，我不会说出陈惠芹是否就在其中。

陈惠芹是本文中使用过的少数几个姓名之一，出于同样理由，姓名不是真实的。可以看出她们都是年轻的女性，并且在遇难前遭到日军的逮捕。作为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宪兵军官，我很容易想到她们在死前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痛苦。

（名单略）

对于她们本国的人民来说，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亲友或乡邻；对于象我这样的人来说，当时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完】

译注∶

本文作者提到陈惠芹是文中使用的少数几个姓名，野山、中川等的确是翻译时为了阅读方便而加的，原文均为Ａ少尉，Ｂ少尉，Ｃ军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