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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为什么?”我跳了起来∶“你还是什么都不能说吗?电台,联络方法,上级?”

“那么,”我的声音变得从未有过地冷酷而镇定∶“你知道现在说出来他们还是会有危险?”

我认为她是真的害怕,面对我坐着的姑娘把头垂得更低,但还是说∶“不,我不能说。”然后她把手里的茶杯轻轻地放到茶上。

在野山和一个士兵把她重新带回对面去以后,很久我还独自坐在里间的木榻前。第一,我劝说陈惠芹的话并没有错,她已经失踪了两天,这足以使她的组织内部响起警报声,她和我都知道那是一定会发生的。第二,陈惠芹虽然确实十分顽强,但是显然受过良好的训练,她没有理由仅仅因为赌气或者荣誉感跟我们对抗下去。因此第三,她必定知道某一个环节有问题,她还不能说。留给我的是第四点结论∶我还有赢得胜利的机会。

现实就是这样,我不想被送到华北前线或者东南亚去。

我们之间的战争对于陈惠芹来说是极度痛苦的,而对于皇军的宪兵这一方来说却是枯燥乏味的。当我最后走出队长室来到二号室的时候,屋子里的情景和我预料会看到的完全一样。

女人被重新缚住手脚趴在那张铁床上。为了不让她活动,还在腋下、腰上和膝弯处各束了一道皮带。不让她活动是因为宪兵们现在干的活很细致∶中川带着一个人,用锋利的剃刀刀片倾斜着割进女人的皮肤,划开大约四到五公分长的裂缝,另一个人用钳子夹住这一片皮肉的边缘,把它向下拉开一个口子。鲜血从里面溢出来在她的背上流淌着,事实上女人的大半个裸背都已经象是涂过红油漆一样闪闪发亮。

中川事先戴上了薄橡胶手套的两只手上也同样是血淋淋的,他的眼睛有点发直,以一种镇定也许是麻木的态度,把刀片一次又一次地割进肉中,每次往下移动一点距离。

现在正处理的已是姑娘的臀部了。野山蹲在另一头,每过几十秒钟就把姑娘的头从铁床上提起来看她的脸。要是发现她正在失去知觉,便作个手势让这一边的人停止,于是他们就停下来让她缓一口气。要是觉得她还算清醒,便象一只鹦鹉似的讨厌地追问∶“联系人是谁?发报机在哪里?”

他象卖过时货的商人那样对我讨好地笑着∶“她快要不行了。”

我站到野山的旁边弯下腰,姑娘散乱的眼光茫然地看着我们,每当她的皮被铁钳往下撕开的时候才拧紧了眉眼,几乎象是忧伤似的叹息一声。野山一连串的追问似乎使她有些不知所措,她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些彼此并无联系的词汇,例如是∶“可可┅┅在,鸡窝里┅┅妈妈呀┅┅老赵,高个子。”

野山如获至宝地用另一只手把这些东西潦草地记在一些纸片上,旁边的地上已经散落着好几张这样的纸片了。我捡起一张来看了一眼,很快就发现她是在来回地说一些同样的东西。这也许有用,如果她针对某一个问题总是回答同一个词的话;也许没什么用,她可能是在强迫自己默念某一个正好想起来的场景。

她的声音含混起来,又开始昏睡过去了。

“停一停吧。”

他们把她全身的束缚一处处地解开,把她在铁床上翻过身来。和她的背面一样,姑娘的正面从锁骨下方开始直到膝盖为止挂满了一条条向外翻起的薄薄的皮肉,看上去有点象她的乳房、胸脯和肚子上咧开了许多惨笑的嘴唇。因为用水反复地冲洗过,血已经止住了。这是中川一个上午的工作。

中午在我的队长室里她的黑罩衣下遮掩着的就是这样一副躯体。

往她脸上淋水,又给她灌了点二锅头之类的中国烧酒,我们挤在她的身边着急地问∶“可可是什么?”

“鸡窝在哪里,哪里的鸡窝?”还有“老赵在哪里?”

“鸡窝,什么鸡窝?”

“你刚才说的,”我从地下捡起一张纸念道∶“问题∶发报机在哪里?回答是∶鸡窝,鸡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