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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我躲在队长室里烦躁不安地翻看着档案材料，没有去对面平房中的讯问室。中川在那里指挥，用剃须刀片割开她的皮肉，往伤口里搓进盐粒，那样的事他很有耐心地干到十点多钟。

十二点半我换上一件灰色的中式夹袄，坐到队长室隔壁那个带套间的小会客室里。房间中央放了一张四方的麻将桌，暂时当作餐厅，让城中心的鸿福楼送了几个菜。

他们在那边给女孩子套上了一件黑上衣和一条黑裙子（浅色的质料上会渗透出血迹来，太难看），好象是从隔壁警备队队长的女人那里借来的。这是陈惠芹被捕后头一次被允许穿上衣服，也是她一生中穿过的最后一套衣服。

从这天下午起，直到一个多月后在地下室里被秘密处决为止，我们再也没有费心让她穿过什么，她就一直是一丝不挂地赤露着全身渡过的。

两个宪兵夹着她穿过后院，把她隔着方桌放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这时才给她除掉了手铐。没有为她借鞋，她那双扭曲肿胀的脚可能也套不进普通的鞋了，脚镣仍然锁在她的脚腕上。

军医已经给她注射了一支吗啡之类的东西，要不然，她恐怕会痛得缩到桌子底下去吧。

“我本人非常地、非常地钦佩你，姑娘，你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我从没有遇到过象你这样坚强的女人。现在我们之间的战斗结束了，是我输了。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我象一个愚蠢的演员那样声音低沉地说，希望会给她一个深刻的印象。虽然她明显地十分疲倦，还是稍稍有些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我站起身为她倒一种中国产的红酒，很甜，同时甜蜜地笑起来。

“混蛋，我在日本都没有给女人倒过酒！”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端起另一个杯子绕到陈惠芹身边，她哆嗦了一下。

“为勇敢的姑娘干杯。”

她仍然坐在那里低着头，从扣得严严实实的领口后面还是能看到她脖颈上暗红色的烫伤。由于手指根本不能弯曲，她用拇指和手掌的边缘夹起酒杯。我正想她会不会把酒倒到我身上来，但是她慢慢地喝了差不多半杯。

我的中国话不能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我把野山叫进来翻译，然后我再改成日语。

“我研究过你们的档案，知道你们有规定在被捕后应尽量拖延坦白的时间，但是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大概是两到三天以后吧，如果生命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威胁可以坦白。你的组织和我一样懂得，一旦有人落入对方手中，要指望他或她能够顽抗到底是根本荒谬的。

你的东西没有送到。那间破草房连同它周围十米方圆的地面我们都一寸一寸地扒开来看过了，连放一张纸片的合适地点都没有。”

她把嘴角向上弯起来，勉强表现了一个微笑，说∶“在十二米外的那棵榆树下面。”

我闭上眼睛等了两秒钟，象是咽下一只苍蝇。

我还没告诉她，十来个宪兵、宪补加上中国警察，昨天下午一直在搜索红山那块地方。

“你没有送到东西，你的同志们，从上到下没有人不知道你出了问题。如果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现在肯定已经不在那里了。如果你们是用信箱传递东西，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那里去东张西望了。就算我现在把你放到大街上去，你的上级也决不会再来找你送个什么纸条或者炸弹。他现在恐怕已经坐在哪一班去港口的火车上了吧，只剩下你一个小姑娘孤孤单单地留在我们的手里了。

对于他们来说你只不过是出事了，然后就被切断了联系，整个组织没有受到影响，对吗？你无论再做什么都对他们没有影响，也和他们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