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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黄金白银的困扰(1)
就在几人消化魏广德的建议，采购倭国铜料的可行性时，其实魏广德已经知道其中是有利可图的。
其实早在唐朝，中国的铜钱就已经流向倭国，还十分受欢迎，叫做“渡来钱”。
日本的早期货币史历程一直深受古中国的影响，日本最早的金属铸币是模仿中国唐朝“开元通宝”铜钱所铸，“皇朝十二钱”也完全是参照唐钱而铸。
“皇朝十二钱”停铸后，古中国铜钱（以北宋、明钱为主）大量输入日本，垄断了其货币流通领域，开创了日本的“渡来钱时期”。
在中国进入明朝以后，白银在民间被广泛作为货币使用，且白银货币化已成趋势、不可逆转，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到16世纪时，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地位超过铜钱，并逐渐被明朝廷官方认可为法定货币，加之欧洲商人频繁出没东亚地区，这些也都深刻的影响着日本流通钱币的变化，日本逐渐也进入“金银铜三货时代”。
明初时，因倭寇作乱问题，明太祖断绝与日本，禁止对日本贸易。
直到1403年，日本室町幕府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正式确立了与中国的“勘合贸易”关系，即官方朝贡贸易，民间私商贸易依然被禁止。
此后，日本室町幕府频繁派遣使船来中国，向明朝皇帝献贡，并获取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
在赏赐的物品中，包括大量的中国铜钱，这些铜钱到日本后就成了“渡来钱”，通行于日本货币流通。
在勘合贸易模式下，日本使者向明朝皇帝朝贡的物品主要有铜矿、硫磺、黄金、刀剑、扇子、漆器等，明朝皇帝赏赐给日本使者的主要有生丝、丝织品、棉纱、砂糖、陶瓷器、铜钱等。
其中，大明的生丝和丝织品在日本十分畅销，而且售价非常高，利润可达4到20倍。
每次朝贡时，日本使者都可获得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远超其朝贡的物品价值，因而净获利颇丰。
1467年“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实权旁落，失去了对勘合贸易的控制权。
当时，一些日本的地方封建领主，与日本私商结盟，打着“幕府”的旗号，掌控了勘合贸易，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
由于日本政局分裂，日明之间的官方勘合贸易已名存实亡，而且勘合贸易难以满足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由而，日明之间的民间走私贸易随之兴起。
在民间走私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精明的商人意识到当时中国非常需要白银，而且白银在中国的价格，比其他地方都要高。
因而，只要把其他地方的白银，运到中国，就能获利颇丰，而且还能用白银直接购买中国的商品，再运回本国。
于是，一些商人就开始从事日明之间的白银贸易，日本的白银流向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向日本。
实际上，发现白银在大明的价值后，商人们就把投机的方向转到白银上，而放弃了铜料交易，一般也就是顺带手才会带回少量铜料。
这一时期日本的矿产开采和精炼，及铸造技术都比较落后。
在商人们停止或者减少向大明走私铜料后，在倭国的铜价大跌。
而在1533年之前时，日本因银矿开采和精炼技术十分落后，白银产量非常少，所以只有很少的日本白银被运往中国。
不过，1533年之后，一名日本商人神谷寿帧将一种先进白银精练技术“灰吹法”引入日本，用于开发石见银山，并快速普及开来。
由此促使日本诸多银矿被相继大规模开发，日本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而此时的日本，正值日本各地方封建领主激烈混战时期。
由于战乱导致军费支出庞大，开采金银矿无疑是一个最佳的财源途径。
在各封建领主争相开发银矿之际，金矿的开发也掀起高潮，而且当时黄金的开采技术也有进步，从原先的直接采取砂金，发展为从金矿石中提炼黄金。
金银矿的竞相开发，为各封建领主带去了丰厚财富和军费资金。
而且，各封建领主还为了争夺金银矿资源，而相互开战，不断地刺激着金银矿的开发。
日本的金银开采迎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高峰期，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所谓的“战国”时期。
在倭国民间，此时大量金银被开采出来，但是倭国缺乏先进铸造技术，所以流通的本土货币就是由金银铜为原料制作的长条或者饼状，也是采用大明的方式以重量计算价值。
据魏广德所知，制作精良的中国钱币在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成色或者重量的原因而失去他们的认可。
虽然不会专门让工部铸造针对倭国的钱币，但是魏广德确实打算用最省钱的方式铸币，尽可能在铸币过程中为朝廷赚钱。
而凭借的，正是大明精良的铸造工艺。
是的，不管当政的是他张居正，还是他自己，早晚都要面临大明财政不足的困难，如果能够给朝廷找一条稳定的赚钱路子，比如会让大明的统治更加稳固。
其实大明王朝覆灭，根本不在于腐败，而在于制度，朝廷手里没钱，没地方收钱。
每年商人巨大的利润揣进兜里，却几乎不用向朝廷缴税，这在西方完全不可想象。
来自后世的魏广德依旧认为，缴税是公民的义务，商人有钱，更应该缴税。
收商税，无疑是解决大明财政窘境最简单的办法。
只可惜，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提出收商税，那影响太大了，会招致整个士绅阶层集体反对的。
因为商业方面，其实根本还是被士绅阶层把控。
魏广德是钱要赚，税也愿意缴，只可惜没人收。
其实在后世，国人也并不抵触缴税，大家也都认可应该缴税，只不过是想少交点，所以才会有偷税漏税。
但你真问他该不该缴税，其实大家都会点头，认可交税，只是觉得税率太重了。
当然，这个观点在九十年代前是不存在的，那之前因为主体是公有制的原因，基本上没税可交。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个体和私营经济，税收才逐渐恢复征收。
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所以八十年代抗税非常普遍，大家都没有该缴税的意识。
商税一时半会儿没着落，所以魏广德就只能向着靠大明的威势，利用铸钱的方式丰盈下国库，也算是变相收税。
这也是他选择把铸币利润交给户部的原因，而不是按照以往惯例留在工部。
其实早在唐朝，中国的铜钱就已经流向倭国，还十分受欢迎，叫做“渡来钱”。
日本的早期货币史历程一直深受古中国的影响，日本最早的金属铸币是模仿中国唐朝“开元通宝”铜钱所铸，“皇朝十二钱”也完全是参照唐钱而铸。
“皇朝十二钱”停铸后，古中国铜钱（以北宋、明钱为主）大量输入日本，垄断了其货币流通领域，开创了日本的“渡来钱时期”。
在中国进入明朝以后，白银在民间被广泛作为货币使用，且白银货币化已成趋势、不可逆转，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到16世纪时，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地位超过铜钱，并逐渐被明朝廷官方认可为法定货币，加之欧洲商人频繁出没东亚地区，这些也都深刻的影响着日本流通钱币的变化，日本逐渐也进入“金银铜三货时代”。
明初时，因倭寇作乱问题，明太祖断绝与日本，禁止对日本贸易。
直到1403年，日本室町幕府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正式确立了与中国的“勘合贸易”关系，即官方朝贡贸易，民间私商贸易依然被禁止。
此后，日本室町幕府频繁派遣使船来中国，向明朝皇帝献贡，并获取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
在赏赐的物品中，包括大量的中国铜钱，这些铜钱到日本后就成了“渡来钱”，通行于日本货币流通。
在勘合贸易模式下，日本使者向明朝皇帝朝贡的物品主要有铜矿、硫磺、黄金、刀剑、扇子、漆器等，明朝皇帝赏赐给日本使者的主要有生丝、丝织品、棉纱、砂糖、陶瓷器、铜钱等。
其中，大明的生丝和丝织品在日本十分畅销，而且售价非常高，利润可达4到20倍。
每次朝贡时，日本使者都可获得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远超其朝贡的物品价值，因而净获利颇丰。
1467年“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实权旁落，失去了对勘合贸易的控制权。
当时，一些日本的地方封建领主，与日本私商结盟，打着“幕府”的旗号，掌控了勘合贸易，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
由于日本政局分裂，日明之间的官方勘合贸易已名存实亡，而且勘合贸易难以满足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由而，日明之间的民间走私贸易随之兴起。
在民间走私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精明的商人意识到当时中国非常需要白银，而且白银在中国的价格，比其他地方都要高。
因而，只要把其他地方的白银，运到中国，就能获利颇丰，而且还能用白银直接购买中国的商品，再运回本国。
于是，一些商人就开始从事日明之间的白银贸易，日本的白银流向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向日本。
实际上，发现白银在大明的价值后，商人们就把投机的方向转到白银上，而放弃了铜料交易，一般也就是顺带手才会带回少量铜料。
这一时期日本的矿产开采和精炼，及铸造技术都比较落后。
在商人们停止或者减少向大明走私铜料后，在倭国的铜价大跌。
而在1533年之前时，日本因银矿开采和精炼技术十分落后，白银产量非常少，所以只有很少的日本白银被运往中国。
不过，1533年之后，一名日本商人神谷寿帧将一种先进白银精练技术“灰吹法”引入日本，用于开发石见银山，并快速普及开来。
由此促使日本诸多银矿被相继大规模开发，日本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而此时的日本，正值日本各地方封建领主激烈混战时期。
由于战乱导致军费支出庞大，开采金银矿无疑是一个最佳的财源途径。
在各封建领主争相开发银矿之际，金矿的开发也掀起高潮，而且当时黄金的开采技术也有进步，从原先的直接采取砂金，发展为从金矿石中提炼黄金。
金银矿的竞相开发，为各封建领主带去了丰厚财富和军费资金。
而且，各封建领主还为了争夺金银矿资源，而相互开战，不断地刺激着金银矿的开发。
日本的金银开采迎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高峰期，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所谓的“战国”时期。
在倭国民间，此时大量金银被开采出来，但是倭国缺乏先进铸造技术，所以流通的本土货币就是由金银铜为原料制作的长条或者饼状，也是采用大明的方式以重量计算价值。
据魏广德所知，制作精良的中国钱币在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成色或者重量的原因而失去他们的认可。
虽然不会专门让工部铸造针对倭国的钱币，但是魏广德确实打算用最省钱的方式铸币，尽可能在铸币过程中为朝廷赚钱。
而凭借的，正是大明精良的铸造工艺。
是的，不管当政的是他张居正，还是他自己，早晚都要面临大明财政不足的困难，如果能够给朝廷找一条稳定的赚钱路子，比如会让大明的统治更加稳固。
其实大明王朝覆灭，根本不在于腐败，而在于制度，朝廷手里没钱，没地方收钱。
每年商人巨大的利润揣进兜里，却几乎不用向朝廷缴税，这在西方完全不可想象。
来自后世的魏广德依旧认为，缴税是公民的义务，商人有钱，更应该缴税。
收商税，无疑是解决大明财政窘境最简单的办法。
只可惜，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提出收商税，那影响太大了，会招致整个士绅阶层集体反对的。
因为商业方面，其实根本还是被士绅阶层把控。
魏广德是钱要赚，税也愿意缴，只可惜没人收。
其实在后世，国人也并不抵触缴税，大家也都认可应该缴税，只不过是想少交点，所以才会有偷税漏税。
但你真问他该不该缴税，其实大家都会点头，认可交税，只是觉得税率太重了。
当然，这个观点在九十年代前是不存在的，那之前因为主体是公有制的原因，基本上没税可交。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个体和私营经济，税收才逐渐恢复征收。
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所以八十年代抗税非常普遍，大家都没有该缴税的意识。
商税一时半会儿没着落，所以魏广德就只能向着靠大明的威势，利用铸钱的方式丰盈下国库，也算是变相收税。
这也是他选择把铸币利润交给户部的原因，而不是按照以往惯例留在工部。